人們習慣于把拙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統(tǒng)稱為“三花”。向我索書定要“三花”，認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實并非如此。這三部長篇小說相互之間的人物關(guān)系、故事情節(jié)，都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和瓜葛，是獨立成書的。當然，它們也有很大的共同點：三部小說都是描寫山東半島膠東地區(qū)人民斗爭生活的，時代的連貫性——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結(jié)合緊密，書名都是“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來吧！
坎坷的“三花”出版路
《苦菜花》是我的處女作，是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不僅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我發(fā)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為了這本書的創(chuàng)作，我從1953年開始醞釀、構(gòu)思、學習鉆研，到<SPAN lang=EN-US>1955年寫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軍隊的緊張工作的業(yè)余時間和節(jié)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給北京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給該部陳沂部長的信，大意說，我是某部隊的一個<SPAN lang=EN-US>19歲的排級干部，共青團員，利用工作之余，寫了一本小說稿子，自知水平很低，達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關(guān)部門的指教……“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很快來了信，稱我寄去的稿子和給陳沂部長的信，都已轉(zhuǎn)到他們手里，他們會及時把意見告訴我……然而，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這怪不得編輯部，因為反胡風引發(fā)的“肅反”運動，文藝界是重災區(qū)，一切正常業(yè)務工作都要停下來為政治運動讓路。好在<SPAN lang=EN-US>1956年冬至<SPAN lang=EN-US>1957年春，我在編輯部的熱情支持幫助下，在大張旗鼓的“反右”運動前夕，很順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時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于1958年<SPAN lang=EN-US>1月，是解放軍文藝社自己編輯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由天津畫家張德育作的彩色插圖。而之前該“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輯的書，都是交給地方的有關(guān)出版社出版。之后，為了慶祝新中國建國十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從全國范圍精選一批文學作品出版，我趁機對入選的《苦菜花》作了些枝節(jié)性的修飾，并把應約發(fā)表過的一篇談該書創(chuàng)作情況的文章，收作后記。此后出版的各種本子，包括外文譯本，都是根據(jù)這個版本來的，直到“文革”之前，沒有再修訂過。“四人幫”被粉碎后不久，迫于當時的形勢，再版時又做了些刪節(jié)。隨著政治形勢的進一步好轉(zhuǎn)，很快又恢復了原來的版本，也就是讀者現(xiàn)在看到的樣子。
《迎春花》的寫作過程則簡單多了。在處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熱情的推動下，為了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我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于<SPAN lang=EN-US>1959年春寫完四十五萬字的小說《迎春花》。上海的文學雜志《收獲》一期全文登出，新華書店征訂要一百萬冊。因為紙張緊缺，解放軍文藝社暫時只能印出四十萬冊。但是，與《苦菜花》的好評如潮不一樣，《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該書在男女兩性關(guān)系的描寫上，有嚴重的自然主義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評者更進一步認為，《苦菜花》也存在這個問題，值得作者警惕！于是，我在有關(guān)領(lǐng)導的指示下，對《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減少了五萬字，于1962年再版。“文革”結(jié)束不久重新出書時，又對這方面的描寫進行了一次修刪，以期男女關(guān)系的描述更“干凈”。但是，隨著形勢的變化，原來就不贊成這種“干凈”的同志們，反對修改，編輯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這個版本重新出書，我也同意了。相信廣大讀者的鑒別能力，孰對孰非，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當然，事情的進展并不總是天遂人愿一帆風順。“文革”風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我是早在<SPAN lang=EN-US>1964年，就被“文藝革命旗手”江青點名批評寫了壞小說《迎春花》的作者。事情的起因是江青觀看了中國青年藝術(shù)劇院根據(jù)小說改編的《迎春花》話劇引起的。她認為，劇中反映的解放戰(zhàn)爭的生活是歪曲，同她經(jīng)歷過的不一樣。她又看了小說，小說比戲還要壞……和此前周總理、茅盾、周揚等領(lǐng)導的肯定意見完全相反。我對江青的武斷專橫自然不滿，而且抗拒她的指示，拒絕修改……結(jié)果是不言而喻的。《苦菜花》和它的姊妹篇《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遭到無情的批判，“文革”中被定為宣揚資產(chǎn)階級人性論、階級斗爭調(diào)和論、革命戰(zhàn)爭恐怖的和平主義、愛情至上及有黃色毒素描寫的三株大毒草，成為禁書。
世上的事有時是很難預測安危福禍的。《山菊花》的出世過程，即從<SPAN lang=EN-US>1963年<SPAN lang=EN-US>11月上集稿子脫手，到<SPAN lang=EN-US>1981年<SPAN lang=EN-US>11月下集定稿，在這長達十八年的時間里，安危多變，可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充滿戲劇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時，曾明言超不過前“兩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的空軍政治部王靜敏副主任，閱完書稿后，感動得淚下，贊賞有加，批準出版。可是沒有多久，隨著反對國際現(xiàn)代修正主義氣候的升溫，國內(nèi)的階級斗爭的氛圍也日益濃烈。編輯們最終得出結(jié)論，這樣的稿子現(xiàn)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選擇了寧不出，也不改。書稿擱在那里。但書雖然沒有出，炮制這株大毒草的罪責卻一點也沒有減輕。“文革”中我被勒令將手稿交出去批判，連王靜敏副主任也逃脫不了干系。我極感悲慘，《苦菜花》、《迎春花》遭厄運，可它倆總還是出生了，發(fā)行遍及全國，國外也有翻譯，也算風光了好幾年。而這個“山菊花”，還沒見世面，便被批判斗爭得體無完膚，連“壽”都沒有，就和它的兩花姐姐一起“正寢”了，豈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發(fā)生了，林彪事件爆發(fā)的第二年——<SPAN lang=EN-US>1972年，我從貴陽空軍“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復查”落實政策的日子里，單位機關(guān)里的一位秘書同志告訴我，機關(guān)堆放雜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東西，一直沒人問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見到那熟悉的白布舊包裹，我的心顫抖得說不出話來，淚水奪眶而出……難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蒼護佑?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謳歌膠東人民革命戰(zhàn)爭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堅貞不渝的熾烈情愛的書稿，竟能在無情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鐵掌中逃生？竟能蒙混在亂紙堆里蓋著厚厚的塵埃幸存下來？轉(zhuǎn)念一想，這部《山菊花》稿子，當初還幸虧被勒令交出去批斗，否則留在我自己家里，全家被掃地出門去“五七”干校勞動改造時，誰也不會還顧及帶上這已經(jīng)惹了禍的“惹禍精”，那樣一來，驚恐萬狀的家人，也會將它付之一炬或扔進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會有<SPAN lang=EN-US>1979年上集、<SPAN lang=EN-US>1982年下集，山東人民出版社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同時出的兩個版本的《山菊花》了。這可真應了那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老話。
生活是“三花”盛開的沃土<SPAN lang=EN-US>
每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道路是不會完全相同的。這是因為，作者為什么要寫——創(chuàng)作的動機，寫什么——創(chuàng)作的題材，怎么寫——創(chuàng)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閱歷、個性愛好、立場觀點、周圍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而這些方面，很難是人人相同的。
像我，本來是個只念過五年小學，不滿十四歲就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怎么會想到搞文藝創(chuàng)作呢？我那么年輕，第一次發(fā)表文學作品，就是大部頭的長篇小說，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這是迄今為止，常常有人詢問的兩個問題，甚至還聽到過《苦菜花》不是出自我手的流言……
我之所以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并且能“少年得志”、“一鳴驚人”，不是年輕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別的天才，而是我從童年時代開始所處的革命戰(zhàn)爭環(huán)境。我接觸過、看到過、聽到過、參加過的激烈殘酷的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爭中，我周圍的親人，村閭鄰居，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敵愾，為正義的斗爭，獻出自己的所有。無數(shù)的共產(chǎn)黨員，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指戰(zhàn)員，革命干部群眾，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yè)，浴血奮戰(zhàn)，其英雄的壯舉，崇高偉大的精神，驚天地，泣鬼神！我得天獨厚地有幸生長在那烈士鮮血染紅的土地上，耳濡目染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業(yè)績，為我儲存了一個開發(fā)不完的高尚品德、優(yōu)美情感、善良性格、堅貞不屈的犧牲精神的寶藏，使我的創(chuàng)作激情和原料，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為此，我特別熱戀我的故鄉(xiāng)膠東昆崳山，愛那里的人民、風俗語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愛她的過去和現(xiàn)在。
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影響最直接最深刻的，莫過于他的親人。這一點我有深切的感受。在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中，在共產(chǎn)黨的引領(lǐng)下，我的哥姐們很快獻身革命戰(zhàn)爭，父母由于兒女的影響，也卷進斗爭的漩渦。我家被敵人切齒為共產(chǎn)黨的“干部窩”，八路軍干部戰(zhàn)士則親切地稱它為“招待所”。我母親對革命人的熱愛，對革命事業(yè)的忘我奉獻，被正義事業(yè)的參加者所贊頌所感動，自然地也被反動者們所仇視所詆毀。我自幼和母親身影相依，行止相隨，她的行為，她的眼淚，她的歡笑，她的愛，她的恨……都深深地影響著我，感召著我，啟迪而激勵著我。在我如饑似渴地學習文學創(chuàng)作時的1953年，曾寫了一篇文章，有四五萬字，完全是記述母親的真實事跡的。這可以說是《苦菜花》的“胚胎”，當時悄悄給朋友看了，他說非常感人。我感到鼓舞，堅定了要創(chuàng)作一部反映革命母親的長篇小說的信心。從小說的初稿一直到1957年春天的定稿，書名都是《母親》。當時解放軍文藝社的主編陳斐琴同志說，有高爾基的小說叫《母親》了，書名能不能不叫《母親》？當然，沒有更好的，叫《母親》也行。蘇聯(lián)有它們的“母親”，我們有自己的“母親”……當我提出《苦菜花》這個書名后，很快得到贊同。<SPAN lang=EN-US>1962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要我去作給莫斯科廣播電臺對蘇聯(lián)聽眾的談話節(jié)目，內(nèi)容主要是回答蘇聯(lián)讀者有關(guān)《苦菜花》的提問，這和我接到的一些來自蘇聯(lián)的讀者來信一樣，許多人都是把《苦菜花》中的母親同高爾基的《母親》相類比。<SPAN lang=EN-US>1990年，我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蘇，與一位漢學家（他是已經(jīng)過世的俄文《苦菜花》的翻譯家的朋友）相會時，他也談到蘇聯(lián)人把《苦菜花》里的母親，和高爾基的“母親”相類比的情形……我認為，作為生活中的母親，尤其是革命的母親，中國的和外國的有許多共同點，又各自有其特色。她們是人們永恒謳歌愛戴的主題。
小說是來自現(xiàn)實生活，但它又是對生活的再創(chuàng)作，而不是真人真事的紀實文章，這一點不容含糊。前面說過，沒有我經(jīng)歷的生活，我寫不出“三花”；我沒有那樣的一個母親，寫不出《苦菜花》里的母親。但，《苦菜花》中的母親，不是我自己的母親，她是包括我的母親在內(nèi)的許許多多革命母親的縮影。
創(chuàng)作的成功，生活積累、個人勤奮是決定因素，而客觀環(huán)境的促成因素也必不可少。革命部隊是一座陶冶人材的大熔爐，是一幢學習內(nèi)容十分豐富的大學校。即使在艱苦卓絕的戰(zhàn)爭年代，部隊和根據(jù)地的文化建設(shè)也沒有放松過。五十年代初，部隊又開展學習文化的高潮，使我完成了初中的課程。連我所在的杭州筧橋空軍基地一個師級單位，都設(shè)有一座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使我不但能讀到中國的許多各類作家的作品，還能看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和蘇俄文學的代表作及名篇，這自然使我的文學水平寫作能力得到提高。我經(jīng)常想起這個現(xiàn)在看來是小不點的圖書館，每每想到它，禁不住的溫情，便從內(nèi)心深處升騰起來。前面亦已提及解放軍文藝社叢書編輯部對我的幫助和支持，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負責人和編輯寧干等人，八九十年代的吳振錄諸同志，對我的創(chuàng)作付出了很大心血。他們的編輯部對工作、對作者殫精竭慮的負責態(tài)度，不僅體現(xiàn)在我的身上，許多青年作者都受益匪淺，感念不已。
作家的作品是時代的產(chǎn)物。只有表達了人民的實際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才是時代腳步的記錄，才具有時代精神，才有審美價值和傳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時代的局限性的。我對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如上所述，“三花”的產(chǎn)生，很大原因是有賴于客觀的因素，也屬作者年輕之作，不足和淺薄甚或謬誤之處，可稱屢見不鮮。還有，在一些思想感情的把握、情節(jié)的描述上受時代局限，也是在所難免。不過，尚可聊以自慰的，是那份感情是真摯的，是用一顆火熱的心，去愛去恨那些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而這些，讓晚年進入另一個時代的我再來寫，恐怕也難辦到了。<SPAN lang=E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