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膠東風(fēng)格”的代表者<SPAN lang=EN-US>
在膠東作家群中穿軍裝的一代中，馮德英是最年輕的一位。嚴格來說，他的“軍人出身”與其他人是有所區(qū)別的，因為缺少點槍林彈雨的戰(zhàn)場，他的“服從命令”就多了點“自覺性”，他更多一點自己的視角和思索。<SPAN lang=EN-US>
他是兩代作家中的“過渡人物”。<SPAN lang=EN-US>
一
《大地與鮮花》第一部《染血的土地》中的楊玉德，有馮德英自己的影子——十分了解馮德英的人這么說。但小說畢竟是小說，即使是自傳體的小說也不能將小說中的人物與作家等同起來，“影子”畢竟是影子，我們只能從中發(fā)現(xiàn)一些作家“心態(tài)”的端倪。<SPAN lang=EN-US>
馮德英<SPAN lang=EN-US>1935年出生于牟平縣小于家村。這個小村莊后來劃歸乳山縣。有的書上說他祖籍是觀上馮家村，其實是不對的，觀上馮家是他全家后來遷徙之地，沒有土地，就少受土地的束縛和羈絆。馮德英的家庭出身，按照劃分成分的說法，是真正的貧雇農(nóng)。他的家庭“受著地方和封建勢力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象奴隸一樣地苦度生涯。”<SPAN lang=EN-US>(引自《苦菜花·后記》<SPAN lang=EN-US>)。馮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SPAN lang=EN-US>
馮德英所處的時代，又是革命斗爭風(fēng)起云涌的時代，膠東是抗日民主根據(jù)地之一，他的父兄都卷進了為民族解放而進行的革命武裝斗爭。因而，他那個赤貧而絕對可靠的家，就成了八路軍和過往干部的“招待所”，“口碑”高豎，人人皆知馮家是“干部窩”。從記事起，小小年紀的馮德英就“常常偎在干部姐姐和八路軍哥哥懷里聽勝利消息，同他們一起歡笑。”<SPAN lang=EN-US>(《苦菜花·后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SPAN lang=EN-US>1978年版，第521頁<SPAN lang=EN-US>)
他是個得天獨厚的“紅孩子”，不是在藍色的搖籃曲中長大，而是在紅色的進軍號中成長。他自幼便接受著革命的洗禮，這洗禮中自然不乏血與火。幸福的童年并不輕松。<SPAN lang=EN-US>
當村指導(dǎo)員的父親，在每次大戰(zhàn)役后，“那疲憊的網(wǎng)著血絲的眼睛，總要對著烈士通知書發(fā)呆，沉重遲鈍的腳步聲徹夜地在院子里徘徊。”<SPAN lang=EN-US>(馮德英：《關(guān)于‘三花<SPAN lang=EN-US>'的創(chuàng)作答讀者》，《文學(xué)·回憶與思考》，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SPAN lang=EN-US>1984年版，第126頁<SPAN lang=EN-US>)
膠東人民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馮德英看到的血和淚太多了。他早熟，過早地踏上了征途。<SPAN lang=EN-US>
1949年<SPAN lang=EN-US>1月，僅僅念了五年小學(xué)，只有<SPAN lang=EN-US>14歲的馮德英入伍。<SPAN lang=EN-US>
馮德英后來成為作家，他的生活積累主要來自他的童年經(jīng)歷的情緒記憶。請注意這個情緒記憶延伸到很遠，幾乎主宰了他的整個創(chuàng)作生涯。即使后來的日益成熟，更多了自己的獨立思考，也是這種情緒記憶的“派生物”。<SPAN lang=EN-US>
他在杭州學(xué)習(xí)電訊，成為一個稱職的通信兵，在這里度過了三年。這三年他像象塊干涸的海綿拼命汲取知識之水。他參加了部隊的文化學(xué)習(xí)，自學(xué)得到了初中的畢業(yè)文憑。更重要的是：這個<SPAN lang=EN-US>16～<SPAN lang=EN-US>17歲的小戰(zhàn)士讀了《洋鐵桶的故事》，迷上了小說，而且開始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生涯。他自<SPAN lang=EN-US>1952年春天開始，利用業(yè)余時間學(xué)習(xí)創(chuàng)作。這個通訊學(xué)校設(shè)在一所原國民黨高級航校里，有一個藏書頗豐的圖書館。馮德英在這里貪婪地閱讀了大量的文學(xué)書籍，將自己“改造”成一個穿軍裝的“文人”。蘇俄文學(xué)的影響，特別是像肖洛霍夫所著《靜靜的頓河》這樣的作品的影響，在馮德英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僅使他在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去師法肖洛霍夫，努力去表現(xiàn)自己故鄉(xiāng)昆崳山的“頓河風(fēng)情”；而且影響了作者觀察與思考人生、社會的視角。年輕的馮德英不僅咬住了“恨”，而且心胸大拓展，心靈中有了更多的“愛”。這種“愛”當然包容了對“女性”、對“人性”的獨特思考，不再是狹隘的、庸俗的社會學(xué)的“唯階級論”者了。<SPAN lang=EN-US>
很慶幸，歷史給了馮德英這樣一個“機遇”，這幾年是政治運動的“間歇”時期，時代氣氛積極向上，人際關(guān)系比較和諧。馮德英才有可能精神狀態(tài)自由舒展，多了些“獨立思考”。<SPAN lang=EN-US>
1955年春開始寫《苦菜花》，1958年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次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再版。這是馮德英的處女作，當時他僅<SPAN lang=EN-US>23歲。<SPAN lang=EN-US>
真可謂“一炮打響”，他立即成為中國文壇上一顆呼嘯升空的新星。接著他又寫出了另一部長篇小說《迎春花》。與此同時，他還寫出了短篇小說《南海空戰(zhàn)》<SPAN lang=EN-US>(載《解放軍文藝》<SPAN lang=EN-US>1958·8)和《搶救》<SPAN lang=EN-US>(載《人民文學(xué)》<SPAN lang=EN-US>1958·11)。據(jù)1958年<SPAN lang=EN-US>7月號《解放軍文藝》上他寫的《我怎樣寫出了<SPAN lang=EN-US>(苦菜花<SPAN lang=EN-US>)》透露，他已有了寫作“三花”的打算，但人們卻遲遲未見他的第三“花”問世。倒是在<SPAN lang=EN-US>1965年<SPAN lang=EN-US>11月號的《電影文學(xué)》上，見到了他寫的電影文學(xué)劇本《女飛行員》，這時他已調(diào)入空軍政治部創(chuàng)作組，成為專業(yè)作家，但也距“文化大革命”為時不遠了。<SPAN lang=EN-US>
“文革”期間，按照馮德英的條件，本該深受重用的。他年紀甚輕，不像那些“老家伙”首當其沖；他出身又好，根紅苗正，正可利用為“獨一無二”的作家，大紅大紫。然而，馮德英卻不識抬舉，竟落了個“內(nèi)控”的下場。據(jù)說是他不買炙手可熱的“四人幫”的賬，罵了江青，其實，更深層的原因卻是因為當時的時代氣氛與馮德英的“情緒記憶”大相扦格。馮德英的心態(tài)在終端上與“老家伙”是連在一起的，父兄被打倒，他不可能獨受青睞，更何況違心地向父兄唁唁而叫!膠東人的耿直，也造就了獨有的道德風(fēng)范。<SPAN lang=EN-US>
馮德英整整沉默了10年。<SPAN lang=EN-US>
打倒“四人幫”</SPAN>后，馮德英在1979年寫出了第三花——《山菊花》的上卷；此后，他個人在婚姻問題上遇到了不愉快，但還是壓抑不住迸發(fā)的創(chuàng)作激情，在<SPAN lang=EN-US>1982年<SPAN lang=EN-US>4月出版了《山菊花》的下卷，而且顯然比上卷有了長足的進步，令讀者極為欣悅，離婚的磨難反而磨礪了馮德英的筆，作家的毅力令人嘆服。至此，馮德英的“三花<SPAN lang=EN-US>”</SPAN>出齊了。<SPAN lang=EN-US>
1986年，他的多卷本小說《大地與鮮花》的第一卷《染血的土地》問世，令讀者耳目一新。這是他創(chuàng)作歷程中的里程碑。他在山東省第五屆作家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山東省作協(xié)主席。<SPAN lang=EN-US>1994年卸任到青島政協(xié)擔(dān)任了市政協(xié)副主席，以騰出時間來完成他的寫作計劃。讀者翹足以待，企盼著《大地與鮮花》的第二卷、第三卷問世。<SPAN lang=EN-US>
二<SPAN lang=EN-US>
從“三花”到《大地與鮮花》的整體構(gòu)思，構(gòu)成了馮德英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編年史格局，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馮德英的長篇小說是藝術(shù)化的膠東革命史。無論在什么條件下，它的“存史”價值都是永垂不朽的。<SPAN lang=EN-US>
人們普遍地把“三花”看作是一個整體。這不僅因為他們?nèi)〔南嗤际且阅z東的昆崳山區(qū)敵我斗爭生活為題材，真實地反映出當時膠東的時代風(fēng)貌和特征；不僅因為主題相同，都是謳歌膠東人民的奉獻精神，在嚴峻的歷史背景下表現(xiàn)出來的崇高的人情和人性美；還因為“三花”表現(xiàn)出來完全相同的美學(xué)品格，都是打著深刻膠東烙印的英雄正劇，有著悲劇的壯美。<SPAN lang=EN-US>
“三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膠東人民革命武裝斗爭的壯麗畫卷。三十幾年膠東人民前仆后繼，爭取自身解放的波瀾壯闊的斗爭生活都被作者收入了自己獨特的審美視角。“三花”雖然各自獨立，人物互不相干，但從“史”的角寵看，卻緊密銜接在一起，構(gòu)成了形象化的膠東現(xiàn)代革命史。<SPAN lang=EN-US>
《山菊花》寫的是三十年代初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這一時期，再現(xiàn)了諸如“一一·四暴動”、“天福山起義”、“威海起義”以及打響了膠東抗戰(zhàn)第一槍的“雷神廟戰(zhàn)斗”等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了當時膠東半島對敵斗爭的艱巨性和復(fù)雜性。<SPAN lang=EN-US>
《苦菜花》反映的年代緊接其后，表現(xiàn)的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膠東半島斗爭的殘酷和激烈。<SPAN lang=EN-US>
《迎春花》則取材于解放戰(zhàn)爭時期，膠東解放區(qū)人民為鞏固后方，支援前線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斗爭生活。<SPAN lang=EN-US>
因而“三花”可說是膠東革命斗爭生活的三部曲，是異常完整的、藝術(shù)的膠東革命風(fēng)云錄。<SPAN lang=EN-US>
“三花”選取了這樣的題材，其主題都是贊美和謳歌在斗爭中涌現(xiàn)出來的、或者成長起來的英雄。這些英雄可能業(yè)績十分平凡，如《苦菜花》中的母親，也可能很有傳奇色彩；如《山菊花》中的于震海，但作者都一個噪門地唱他們的贊歌。可以說，“三花”全都是英雄的正劇。<SPAN lang=EN-US>
這種正劇表現(xiàn)出來的美學(xué)特色是什么<SPAN lang=EN-US>?毫無疑義，是一種帶著濃郁悲劇色彩的壯美。在這一點上，作為膠東作家的馮德英，與峻青表現(xiàn)出來的美學(xué)風(fēng)格——撼人肺腑的悲劇美，是大同小異的。<SPAN lang=EN-US>
作家即風(fēng)格，他與膠東大地緊密相聯(lián)系。<SPAN lang=EN-US>
“三花”所反映的是革命戰(zhàn)爭年代血與火的斗爭生活，這種動蕩、嚴酷的生活內(nèi)容本身便容易提煉一種雄偉悲壯的詩美，更何況還有作家對那段生活的特殊感受和激情：
“在那如火如荼的斗爭中，我愛那些和我命運休戚與共的好人們，恨那些禍害我的親人們的丑類。這種強烈的切膚之痛的愛和恨的情感，推動著我要歌頌、要控訴。”<SPAN lang=EN-US>(馮德英：《關(guān)于“三花”的創(chuàng)作答讀者》，《文學(xué)·回憶與思考》，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SPAN lang=EN-US>1980年版，第121頁<SPAN lang=EN-US>)
正是生活本身的慷慨悲壯性質(zhì)和作家的鮮明的愛憎情感，主客觀的統(tǒng)一，凝聚成了“三花”慷慨悲壯的美質(zhì)。<SPAN lang=EN-US>
為了喚起人們強烈的壯美感、崇高感，馮德英也如峻青一樣地將人物置于尖銳的、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面前，在“非此即彼”的“二難抉擇”中忍受極為痛苦的折磨，從而展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例如，《苦菜花》中的母親，在幼女嫂子與兵工廠秘密之間的抉擇；《山菊花》中三嫂在兒子與傷員之間的取舍，都是一種震撼人心的悲劇性選擇，與峻青《黎明的河邊》中小陳父子在親人生死與完成任務(wù)之間的抉擇，一般無二，只不過，馮德英筆下更注重剖示人物痛苦抉擇時的復(fù)雜感受罷了。這可能與馮德英注重細膩真切地心理刻畫的藝術(shù)特色有關(guān)，與峻青相比，馮德英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顯得更細膩一些。<SPAN lang=EN-US>
當然，這也與馮德英注重展現(xiàn)人性的豐富性這樣的藝術(shù)追求有關(guān)。<SPAN lang=EN-US>
“三花”當然是革命軍事文學(xué)，但馮德英卻有著自己獨特的“美學(xué)視角”。他力求在“史”的流動中反映中國普普通通的勞動者——包括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婦女的生活和命運，發(fā)掘她們在歷史大變動中所閃耀出來的那璀璨奪目的人情和人性的火花。他們在嚴酷斗爭中表現(xiàn)出來的高尚的道德規(guī)范與偉大的人格操守。<SPAN lang=EN-US>
這樣一個“美學(xué)視角”有“離經(jīng)叛道”之虞，卻獲得了巨大成功。“三花”是“人生化的革命戰(zhàn)爭小說”，戰(zhàn)爭的歷史，只是人物活動的舞臺。<SPAN lang=EN-US>
當然，這種獨特的藝術(shù)追求與后來的《大地與鮮花》有著某種聯(lián)系。馮德英有著膠東大漢特有的素質(zhì)。他很“犟”，他說他沒有對大躍進寫過一句頌詞，因為他無法理解“大躍進”。他是一位最具人民性的作家，他思索戰(zhàn)爭也帶著膠東人的執(zhí)著。<SPAN lang=EN-US>
《染血的土地》作為馮德英創(chuàng)作的第二階段，所映現(xiàn)的社會環(huán)境和人民生活與“三花”有很大的不同。<SPAN lang=EN-US>
當然還是膠東大地的編年史，緊緊銜接著《迎春花》反映的時代。這時，人民當家作了共和國的主人，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SPAN lang=EN-US>
然而，這塊染血的土地上發(fā)生著什么呢?
“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他們政治上不再受壓迫，吃穿也比舊社會好多了。這是與舊社會的根本性區(qū)別。但這就是我們的革命目標嗎<SPAN lang=EN-US>?那點燃千百萬人為之獻身的馬克思主義之火，帶給中國社會主義大地的僅此而已嗎<SPAN lang=EN-US>?一排排耕地連成了片，而人們還在使用著原始的工具進行勞作；無數(shù)死者的墳堆平掉了，甚至有的烈士的棲身之處也被擠上了荒山坡，大量的白骨和墳?zāi)嘧隽朔柿希伤麄兓钪挠H人們還是吃不飽肚子，還在受著政治運動的折磨……”<SPAN lang=EN-US>(馮德英：《安泰的苦惱和幸運》，《文學(xué)評論家》<SPAN lang=EN-US>1987·7)
顯然，《染血的土地》表現(xiàn)著作者對膠東大地建國后的生活極為嚴峻的思考，它的主題深刻得多。<SPAN lang=EN-US>
他當然滿懷著激情謳歌著他的鄉(xiāng)親，然而他不但發(fā)掘了他的鄉(xiāng)親精神和情操的美質(zhì)，同時也注意了展現(xiàn)他們生活的艱難和內(nèi)心的痛苦，寫出了這些善良美好的人們受委屈、遭壓抑以及被毀滅的悲劇。作品中許多品格高尚的人的不幸際遇實在是振聾發(fā)聵的。熱情善良的復(fù)員軍人，炮兵排兵卻被打成了極右派；老烈屬楊日順，用他女兒玉秋的話說：“我們家，幾輩子苦出身，共產(chǎn)黨員能成立一個支部。”就這樣一個老烈屬卻被逼上了自縊的絕路。《染血的土地》第340頁寫他自縊前的一段話實在令人深思：
“……吳鄉(xiāng)長關(guān)于他的兒子可能當了投降敵人的壞蛋，跟蔣介石在臺灣干活的話，(按：他參軍的兒子只是在戰(zhàn)爭中失蹤。<SPAN lang=EN-US>)卻像一把鋼刀，刺進他的心窩。他感到憤懣、屈辱、羞恥。那時他奔過去，會雙膝跪到鄉(xiāng)長腳前，向他叩頭，求他開恩，不要這樣作踐他、作踐他的兒子們——他們死了，饒恕他們吧，可憐他這個當?shù)陌伞先丝酥谱×耍瑳]有這樣做，這是對誰啊!是鄉(xiāng)長，人民政府的鄉(xiāng)長，共產(chǎn)黨的鄉(xiāng)長，他和他的兒子們，千千萬萬像他們一樣的人，一樣的家庭，流血淌淚十幾年，打出來個新國家，自己的國家，怎么好再去難為自己國家的干部呢<SPAN lang=EN-US>?那不成了舊社會，窮人去求地主老財。他楊日順“當長工時，向主人下跪哀求賜舍的情景，在新中國能重演嗎<SPAN lang=EN-US>?”<SPAN lang=EN-US>
顯然，馮德英把這些美好、善良、高尚的人們的一切坎坷際遇，心靈的痛苦歷程，都放在“無情的政治運動、多變的政治風(fēng)云”中，放在古老、落后的封建主義文化背景下，讓他的人物背著沉重的歷史負荷而無力自拔，從而再現(xiàn)了“三花”里的人物及他們的后代，“在戰(zhàn)后的歷史大轉(zhuǎn)折、大演變中的命運、遭際、歡樂痛苦，七情六欲。”<SPAN lang=EN-US>(馮德英：《安泰的苦惱和幸運》，《文學(xué)評論家》<SPAN lang=EN-US>1987·1)展示了“染血的土地”在不應(yīng)該流血的年代里繼續(xù)流血的令人深思的現(xiàn)實。<SPAN lang=EN-US>
這表明，馮德英獨具的審美視角在文藝生產(chǎn)力大解放的時代有了新的探索，出現(xiàn)了質(zhì)的飛躍。作者觀照歷史，觀照生活有了自己更為深沉的思索，它深湛、犀利地探到了現(xiàn)實生活日趨復(fù)雜多變的深層蘊含。<SPAN lang=EN-US>
這一變化使馮德英的整個創(chuàng)作呈現(xiàn)著如下的發(fā)展軌跡，由對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高尚人性和壯美人情的單純贊美和謳歌，發(fā)展到人的坎坷命運和人民群眾中真、善、美被踐踏的深沉慨嘆和敏銳思索；由對英雄人物的形象和品格的刻畫描寫，發(fā)展為對普通人的人生負荷、歡樂憂凄的形象再現(xiàn)。<SPAN lang=EN-US>
質(zhì)言之，由英雄的正劇轉(zhuǎn)向了普通人的悲劇。<SPAN lang=EN-US>
雖然“三花”和《染血的土地》都具有令人心悸的悲劇美，但“三花”表現(xiàn)為昂揚激越的悲壯氣質(zhì)，而《染血的土地》則呈現(xiàn)著一種深重凄惋、冷峻嚴厲的美學(xué)格調(diào)。如果說“三花”尚有若干“稚氣”的話，那么，《染血的土地》則表現(xiàn)為更加成熟的色彩。作家在經(jīng)歷過若干政治運動之后有點“大徹大悟”了。<SPAN lang=EN-US>
問題是無論是正劇，還是悲劇，都打著深深的膠東烙印。這不惟是內(nèi)容：
“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戰(zhàn)爭留下來的印痕太深、太多了!而戰(zhàn)爭，總是和血跡連在一起的。”<SPAN lang=EN-US>(《染血的土地》第133頁<SPAN lang=EN-US>)
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積淀了過多苦難的大地不會產(chǎn)生過多的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馮德英的情感世界里天然地具有“憂患意識”的基因。為了從根本上消除這種苦難，他的鄉(xiāng)親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對此，馮德英是發(fā)自內(nèi)心謳歌的，這便是“三花”那種單純美質(zhì)的根源。然而，這場戰(zhàn)爭并沒有消除苦難，反而使苦難用新的方式在延續(xù)，也即楊日順臨死前所問“向主人下跪”的情景又要重演，不過僅僅“主人”換成了共產(chǎn)黨的鄉(xiāng)長(當然是披著共產(chǎn)黨員外衣的鄉(xiāng)長<SPAN lang=EN-US>)而已。這種與革命目標極為背謬的“反差”帶給“人杰”輩出的膠東人，很可能也是一種強烈的“反差”。一種人是把聰明才智用來追趕潮流，不愧為“得風(fēng)氣之先”的后代，是“識時務(wù)的俊杰”如劉成仁之流：
“只是在我們國家，政治是第一條，我們是吃政治飯的。”<SPAN lang=EN-US>(《染血的土地》第138頁<SPAN lang=EN-US>)
他似乎也不乏膠東人的機敏，妻子楊玉冬受到誣陷，他的反應(yīng)是：<SPAN lang=EN-US>
“這無疑是一梭子無情子彈，射向了楊玉冬的政治生命。‘她完了! ’劉成仁第一個意識，便是這三個字；對他自身呢?‘我要負傷啦! ’這是他第二個感覺。”<SPAN lang=EN-US>(《染血的土地》<SPAN lang=EN-US>309頁<SPAN lang=EN-US>)
但同時也會產(chǎn)生另外一種人。這種人有意或無意地接受了道家的“超然物外”，摒棄了功利主義的私欲，對那頗為“時髦”的事物保持了距離，就多了點“逆向思維”，對生活就有了自己嚴峻的思考。<SPAN lang=EN-US>
馮德英便是這樣，他沒有高官厚祿，所以多的是“平民視角”，他看到了孤兒寡婦，既享受著翻身做主人的歡樂；又承受著失去親人的孤獨，他們需要休養(yǎng)生息，但“極左”與封建主義幽靈卻給他們造成了雙重痛苦。那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其實是對最初革命目標的背叛，不過是讓一些政治投機分子變相地進行階級報復(fù)而已。<SPAN lang=EN-US>
正因為有了這種對生活的嚴峻思索，才使得《染血的土地》的悲劇美多了冷峻悲惋的生活詠嘆調(diào)色彩。<SPAN lang=EN-US>
這是一個飛躍，不僅對作者本人，乃至對整個當代文學(xué)——因為它是一種“逆向思維”。<SPAN lang=EN-US>
從民族的、歷史的重型化矛盾中去思索，得到的當然不會是小花小草<SPAN lang=EN-US>--那些只能“粉飾太平”的貨色；作者在這種矛盾中尋覓，不管得到多少，都總是關(guān)系到民族生存、人民苦難的“史意”。這“史意”可能不是“詩意”，可能沉重得讓人壓抑，甚至窒息，但卻構(gòu)筑著作品的史詩品格。《染血的土地》只是“大地與鮮花”的第一部，一些魑魅魍魎在這里已見端倪，后來很可能“春風(fēng)得意”，未來的生活畫面將可能更為嚴峻。但僅就這第一部而論，誰也無法不論定它的“史詩品格”。<SPAN lang=EN-US>
馮德英在構(gòu)筑著自己的藝術(shù)豐碑。<SPAN lang=EN-US>
《染血的土地》使他在情感世界上更接近膠東作家群的年輕一代。他的“憂患意識”帶有一種狂飆性。<SPAN lang=EN-US>
三<SPAN lang=EN-US>
從“三花”到《染血的土地》，馮德英塑造了一個龐大的“膠東婦女群”，由那么多命運有別、性格各異，但基本品格卻十分接近的婦女形象系列構(gòu)成，這是他首要的藝術(shù)成就。這個形象系列可以開出長長的一串名單：
《苦菜花》中：母親、娟子、星梅、白蕓、杏莉、杏莉母親、花子；
《山菊花》中：桃子、三嫂、好兒、萃女、小菊；《迎春花》中：春玲、春梅、淑嫻；
《染血的土地》中：玉冬、玉秋、玉春、大俊、素青、蓉子、“踹三腳”。<SPAN lang=EN-US>
這個系列，形象地映現(xiàn)了中國勞動婦女覺醒、斗爭、成長的歷史，展示了中國女性所特有的崇高美德和偉大人格。<SPAN lang=EN-US>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系列中無一不是獨具風(fēng)姿的膠東勞動婦女形象，馮德英用自己的全部作品唱出了膠東婦女的熱情頌歌。在這個群體中刻畫得最成功的形象是《苦菜花》中的母親；其次是《山菊花》中的桃子和《染血的土地》中的大俊。<SPAN lang=EN-US>
馮德英把他的婦女形象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農(nóng)村勞動婦女的覺醒及其覺醒后的命運。換言之，就是在革命歷史進程的背景下，寫出了她們的“性格歷程”，賦予她們以“歷史主人”的色彩，讓她們在歷史舞臺上展現(xiàn)自己的偉大品格。<SPAN lang=EN-US>
《山菊花》中的桃子代表著中國婦女最早的一批覺醒者，她是一個青年婦女，只有“單向”的對丈夫的愛，是純真的，可也未免是蒙昧的，因為她完全不懂丈夫從事的革命事業(yè)，可后來，她卻由這種愛，逐漸覺醒，成為一個與丈夫并肩奮斗的勇士。<SPAN lang=EN-US>
最初的母親，“在村中一向是受人尊重信賴的女人。誰都曉得，她賢惠、心腸好，待人直，為人正派，肯幫助人。女人們常來串門子，把為難的事告訴她，請她想想法子，幫幫忙。她人雖窮，可知道窮人的苦楚。”<SPAN lang=EN-US>
請注意這一段概括介紹的“價值取向”，它內(nèi)含的審美標準是地地道道的“膠東尺碼”。賢惠、正直、熱情，這些品格在膠東是為人稱道的，作者不去說她聰明、靈巧、工于心計之類。同是東方女性之美，母親絕非《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許秀云，川妹子之美另有一番講求。<SPAN lang=EN-US>
當然，母親也有“辣”味，她嫉惡如仇，堅貞剛毅，勇于反抗邪惡勢力，很有點硬骨頭精神，而且表現(xiàn)為堅忍不拔，久折不回。她有著樸素的階級感情，十分強烈的愛憎，與舊社會誓不兩立，這都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成長為一個自覺的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SPAN lang=EN-US>
但最初的母親顯然還與革命保持著距離。娟子要參加暴動，“母親愣住了。她來不及領(lǐng)會女兒話里的全部意思，一陣恐怖向她襲來，而為女兒擔(dān)心的緊張心情，更有力地攫取了她。”<SPAN lang=EN-US>
這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一個摯愛著女兒，還未必理解女兒的母親。<SPAN lang=EN-US>
斗爭王唯一時，她“那塊墜心的石頭已被憤怒的火焰燒化，她抓起沙子石頭，狠狠地向王唯一打去……”<SPAN lang=EN-US>
母親這一性格化的舉動，是長期深埋在內(nèi)心的憤恨情緒的迸發(fā)，也是革命斗爭的風(fēng)暴在一個善良的農(nóng)村婦女身上所激起的巨大反響。<SPAN lang=EN-US>
槍斃了王唯一，母親的思想發(fā)生了“飛躍”，表現(xiàn)在她與族長的沖突上。<SPAN lang=EN-US>
族長因為娟子拋頭露面而讓母親叫回女兒，母親的回答卻是：“孩子是我的，別人管不著。我不叫!”<SPAN lang=EN-US>
很多評論家贊揚這一性格化的舉動，說：“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時代氛圍中，母親敢于冒犯長輩，反抗封建倫理思想，公開支持女兒參加工作，這是何等大的膽量和決心!”<SPAN lang=EN-US>
這當然是對的。問題是這膽量和決心只能發(fā)生在“得風(fēng)氣之先”的膠東大地上。在封建宗法統(tǒng)治根深蒂固的山東西部便不可思議。在膠東，封建宗族權(quán)力盡管也很頑固，但畢竟因為商業(yè)發(fā)達的沖擊，宗族連結(jié)不那么牢固，與完全受土地束縛的地區(qū)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在膠東，這一“吶喊”便很難說是真實的。母親的支持杏莉母親與長工長鎖的結(jié)合；在花子與老起的婚姻上為花子奔走，都該做如此理解。有人企圖以此來說母親具有鮮明的婦女人權(quán)意識，是自覺的反封建意識大幅度的覺醒。想把母親打扮成女權(quán)主義者，這都不盡符合實際。母親只是出自一種同情心，一種基于植根于膠東文化沉積層的善良本性，在封建沉積物相對薄弱的膠東大地產(chǎn)生的自發(fā)行為。這里與任何主義都沒有多大聯(lián)系。<SPAN lang=EN-US>
后來的母親才逐漸拋棄了樸素的、狹隘的報一家私仇和單純疼愛子女的感情，自覺地將子女的前程、個人的命運同階級和革命的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了。她不僅把親生子女獻給革命事業(yè)，而且自己也置身于革命斗爭之中。她在被捕時的堅貞不屈，在敵人嚴刑拷打嫂子、逼她供出兵工廠的秘密時的“二難選擇”；以及在攻打道水時的深入虎穴，等等，說明母親已經(jīng)在歷史舞臺上充當了“主角”，她已完全成了一個戰(zhàn)士，不僅用“母愛”來顯示她是個革命的媽媽，而且用鮮血來證明自己是完全革命化了的母親。<SPAN lang=EN-US>
馮德英筆下的母親，既是一個高大的革命者的形象；又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母親的典型。正是在婦女覺醒與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可分割的血緣聯(lián)系上，深刻地發(fā)掘了中國女性崇高品德和偉大人格，特別突出了她們做為母親，妻子的那種默默奉獻的精神。作家自己寫到：
“我認為，像于震海那樣威震膠東的英雄固然應(yīng)該寫，但那些不聲不響地支持著她們的兒女和丈夫，默默地為革命奉獻著一切的普通革命婦女更應(yīng)該寫。我的藝術(shù)的筆總是情不自禁地傾向于她們。”<SPAN lang=EN-US>(馮德英：《無限深情凝筆端》，《文學(xué)報》<SPAN lang=EN-US>1982·9·9)
作家這樣的“審美視點”，當然首先取決于膠東當代的歷史，整個戰(zhàn)爭年代，膠東婦女從點滴瑣屑的平凡小事(例如做軍鞋、磨軍糧)到緊要關(guān)頭的英勇犧牲奉獻(例如多少民兵女英雄<SPAN lang=EN-US>)組成了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斗爭業(yè)績的一個重要成分。其次，應(yīng)該看到它與“膠東文化沉積層”的聯(lián)系。前面提及審美的標準；還有，由于物質(zhì)生活的相對富裕，文化的相對普及，膠東婦女性格有一些共同的質(zhì)素。例如比較溫柔，有更為濃郁的母愛，通情達理而較少橫蠻等等，這都影響了我們的作家，讓他情不自禁地為中國革命戰(zhàn)爭雕刻了巾幗英雄的群像，為東方女性譜寫了壯麗的頌歌。<SPAN lang=EN-US>
在《染血的土地》中，馮德英還成功地塑造了大俊的形象。這一形象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善于細膩地刻畫女性內(nèi)心世界的才能。大俊獨守空房時的心理活動，對白鴿、花貓的綿言細語，干似“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那孤獨的寂寞已經(jīng)是無以復(fù)力了。作者寫得那么淋漓盡致，催人淚下。<SPAN lang=EN-US>
馮德英寫出的女人感情世界，是膠東女性的真情實意，是融膠東女人的奔放方式，恰似膠東的河水，平時很靜，山洪暴發(fā)便一瀉千里：
“倍受憂患的女人的胸懷，酷似一座容量巨大的水庫——各種各樣的感情，宛如一股股溪流，成年累月地往里流，直到流滿。她們用羞臊廉恥的‘水泥’、堅忍不拔的‘石塊<SPAN lang=EN-US>’</SPAN>筑起的大壩，是牢不可破的。然而，一旦貯水漫堤，或者大壩出現(xiàn)決口，那就會土崩瓦解，瞬息覆沒，一發(fā)而不可收了。”<SPAN lang=EN-US>(《染血的土地》第553頁<SPAN lang=EN-US>)
馮德英正是基于他對故鄉(xiāng)女子的這種深刻了解來剖析大俊的感情世界的。寫得讓人柔腸九轉(zhuǎn)。<SPAN lang=EN-US>
大俊也好，楊玉冬也好，說明馮德英不僅自豪地寫了“三花”中婦女們的覺醒，特別突出地寫了她們對革命斗爭的卓越貢獻，也懷著沉重的心情映現(xiàn)了建國初期那些繼續(xù)作著奉獻的女性的許多眼淚和不幸。這些含淚的年輕女人們，在浸潤著自己的鮮血和汗水的解放了的土地上，非但沒有繼續(xù)地得到解放，反而重又陷入了受痛苦、遭壓抑的境地。誰奉獻得越多，誰就越加痛苦和不幸。真有點駭人聽聞，卻是令人信服的藝術(shù)真實。<SPAN lang=EN-US>
作者寫這種悲劇是深沉思索的結(jié)果，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大俊的悲劇具有雙重性，格外震聾發(fā)聵。她啟發(fā)人們思考：
大俊為了照料年老多病的公爹，不惜犧牲青春，在楊家無望地等下去，說明了什么<SPAN lang=EN-US>?
她主持對丈夫死后立即改嫁的軍屬進行批斗意味著什么<SPAN lang=EN-US>?
她自己因為與孫明光的正當愛情而被批斗，受盡屈辱，又意味著什么<SPAN lang=EN-US>?
在“染血的土地”上發(fā)生的這一切，都令人深思。<SPAN lang=EN-US>
“左”的思想陰影和封建傳統(tǒng)觀念的結(jié)合，不僅造成了人的政治素質(zhì)和道德品質(zhì)的巨大反差，也桎梏著善良的婦女不能自拔。大俊自身背負著因襲的重擔(dān)而完全不自覺，她無法利用自身的政治翻身。這種雙重悲劇實在是中國的“特產(chǎn)”，它是多么痛心地阻礙著中國社會歷史的進步，致使“三花”時代已經(jīng)得到解放的婦女，在經(jīng)過奮斗而得來的新中國，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封建主義的沉重枷鎖之下。<SPAN lang=EN-US>
在馮德英塑造的婦女形象系列中，還有一組特別引人注目，這就是被視為“不貞”的幾個，包括《山菊花》中的“小白菜”；《染血的土地》中的蓉子；乃至《苦菜花》中的杏莉母親。這幾個女性的婚姻都十分不幸。馮德英懷著十分的同情來寫她們對不幸婚姻的抗爭。她們對追求新的愛情都是大膽而執(zhí)著的，甚至熱烈地追求著性愛，對此，馮德英以贊揚的筆調(diào)來寫，絕無半點“衛(wèi)道者”的“春秋筆法”。<SPAN lang=EN-US>
這一方面說明馮德英的“性觀念”帶著明顯的現(xiàn)代意識，他比同代人要開明得多，有勇氣去闖那個禁區(qū)；另一方面又得追溯根源，只有膠東這樣的地區(qū)才能出現(xiàn)“小白菜”、蓉子這樣的女人。如果僅僅在“十里婚姻圈”中生存，在封閉保守的黃土地上，這組婦女就成為“天外來客”，不可思議了。<SPAN lang=EN-US>
從“三花”到《染血的土地》，馮德英記錄了整整兩個時代的中國農(nóng)村婦女曲折前進的腳步，完整而深刻地展示了中國革命女性所創(chuàng)造的輝煌業(yè)績和她們優(yōu)美、高尚的人性人情，從而給以鮮血和生命、偉大的母愛和崇高的品格為新中國奠基的革命婦女，樹起了藝術(shù)的豐碑!
四<SPAN lang=EN-US>
趙耀堂在《漫談馮德英長篇小說的膠東特色》一文中說：
“馮德英的創(chuàng)作已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而且他這種藝術(shù)風(fēng)格帶有濃重的膠東特色。如果將膠東文學(xué)作為膠東流派來看的話，那么馮德英便是這一流派的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SPAN lang=EN-US>(《膠東文學(xué)》<SPAN lang=EN-US>1984·12)
的確是這樣，馮德英在自己的長篇小說中追求濃烈的鄉(xiāng)土氣息，努力表現(xiàn)膠東昆崳山區(qū)的“頓河風(fēng)情”。<SPAN lang=EN-US>
打開他的作品，一種清新、樸實、淳厚的昆崳山區(qū)鄉(xiāng)土氣息撲面而來。在他筆下流淌著的是地地道道的家鄉(xiāng)人民情感和生活的河流，回響著純樸渾厚的鄉(xiāng)音鄉(xiāng)情。那綿延起伏、雄偉蒼郁的大山，那流淌不息的山澗小河，那依山傍水的大大小小村落，淳樸的民風(fēng)民情，構(gòu)成了昆崳山區(qū)獨有的自然景觀。而老革命根據(jù)地火熱的斗爭生活和人民情感，則構(gòu)成了富有時代特點和地方色彩的社會環(huán)境。再加上馮德英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人物語言和經(jīng)過提煉的大眾化口語，使他的作品流溢著鮮明的膠東地方色彩和鄉(xiāng)土氣息。這種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與他細膩委婉的筆觸，深沉熾烈的情感，構(gòu)成了他的作品獨具的藝術(shù)格調(diào)。<SPAN lang=EN-US>
一、滿懷激情將膠東的山水寫得極富詩情畫意，以多彩的畫筆，從不同的角度，將膠東的自然景色寫得絢麗多姿，氣象萬千。<SPAN lang=EN-US>
這種例子俯拾皆是，比方《山菊花》第四章開頭關(guān)于昆崳山的描寫：
“雨后的初夏，昊空瓦藍，氣象清新，北望昆崳山，奇峰破天，重巒疊峰，此起彼伏，綠得透明。”<SPAN lang=EN-US>
“這昆崳山脈，西起牟平城河?xùn)|，峰巔迤通，向東……”<SPAN lang=EN-US>
又比方在《染血的土地》第十四章開始，對昆崳山深秋景色的描寫：
“夕陽靠近西山。初冬的散淡的桔黃色的殘陽，給田野山川抹上一層光暈。這個節(jié)氣，田野里除去山土不久的青麥苗，一片光禿灰暗；遠山近嶺上，叢叢桲蘿葉艷紅似火，簇簇的赤松林青翠欲滴，那連成大片的茅草，有如黃色的洪流<SPAN lang=EN-US>--這一切，都是一場場嚴霜的杰作，唯有裸露著的巨大的黑褐色的巖石，得等大雪給它們上妝了。”<SPAN lang=EN-US>
這自然景觀極具意象性，不同色彩象征著特定的含義。在馮德英筆下，瑰麗的昆崳山色彩是如此絢麗多變幻，這實在是因為它是必不可少的。<SPAN lang=EN-US>
二、僅僅是自然環(huán)境還遠不足以是昆崳山，還有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在這古老的山區(qū)自然有其封閉的一面，例如帶皮吃香蕉還直叫“焦香”。在這里維系社會的僅僅是道德規(guī)范，然而，在革命老根據(jù)地，社會道德規(guī)范除了古老的傳統(tǒng)之外，還在古道熱腸中增添了新的時代標準，也即昆崳山的標準。例如，在《染血的土地》中，由于到處都是烈士陵園的氛圍，導(dǎo)致了“八路胡同”乃至整個的楊家寨，人際關(guān)系幾乎是透明的，那淳厚的民風(fēng)與爾虞我詐完全是絕緣的。他們的道德評判也與時髦的政治渲囂大相扦格。隨便舉個例子吧，蓉子要去伺候那多病的而又受人尊重的“八路胡同”的老軍屬楊日昌，一顆赤誠的發(fā)燙的心卻遭到了誤解，僅僅因為她曾與資本家少爺有些婚姻糾葛就被說成是“糖衣炮彈”。她大惑不解，對女兒明霞說：
“……好似說我是什么穿甜衣裳的大炮彈，要炸了八路胡同……明霞，啥叫‘衣裳炮彈<SPAN lang=EN-US>’</SPAN>，還是糖的呀?媽怎么是這個東西呢?咱是人啊!”<SPAN lang=EN-US>(《染血的土地》第271頁<SPAN lang=EN-US>)
多么精彩的調(diào)侃，讀來計人辛酸欲淚。作者反諷的語言藝術(shù)讓人嘆為觀止。然而，這種調(diào)侃只能產(chǎn)生于昆崳山區(qū)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善良的人們采取的舉動無論從舊道德還是從新道德來評判，都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可是卻無法與政治運動相適應(yīng)。他們對此采取的態(tài)度卻是無可奈何地適應(yīng)。這便是昆崳山的環(huán)境，在其中生活的人們絕少與之抗爭<SPAN lang=EN-US>!
三、馮德英給讀者展示了膠東的民俗風(fēng)情畫。在“三花”和《染血的土地》中，到處可見膠東的民風(fēng)民俗，他以精細而準確的筆墨把一代民俗記載了下來，說馮德英是民俗作家，他當之無愧。<SPAN lang=EN-US>
隨手拈來個例子，《染血的土地》中關(guān)于春節(jié)的描述。<SPAN lang=EN-US>
春節(jié)，是我們民族最大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各地都有許多相同的習(xí)俗，例如置“三牲”，備供品，請下祖宗神主、家譜牌位，燒紙放鞭炮，送灶王爺上“西天”<SPAN lang=EN-US>(祭灶)等等。馮德英的著眼點不在這些，他更細致地描述下層山民的習(xí)俗，女人在蓖麻油梳亮的頭發(fā)上戴上支錦帛做的紅花；女孩子額上點“眉豆喜”之類。這還不算，他還著力描寫膠東山區(qū)特有的民俗風(fēng)情，小毛驢上的花媳婦；踩高蹺的“耍會”隊伍；村與村之間送年戲的習(xí)慣等等。他把膠東的這一特色民俗，寫得是何等準確：<SPAN lang=EN-US>
“在這一帶，大一點的村莊，或者村子很小，但有這方面人才的，都有業(yè)余的京戲班子。他們平時不見動靜，一逢山會，每到年問，便大顯身手，在本村的野臺子上，不管風(fēng)狂雪驟，滴水成冰，整天地唱戲，直唱到<?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至于膠東特有的民俗，在馮德英筆下更是無不寫得韻味十足。比方端午節(jié)吃雞蛋的風(fēng)俗，比方膠東山村特有的女紅--繡花，都描寫得細致入微，即使那很不起眼的勞動——刨地瓜，也由于馮德英對故鄉(xiāng)的深切了解，知道這是“山區(qū)丘嶺沙土地占絕大比例的人們最緊張、最忙碌的活”，“地瓜干是鄉(xiāng)親們的主要口糧”，“刨、曬地瓜都得搶時間，刨早了影響產(chǎn)量、刨晚了又怕霜凍”等等，就在馮德英筆下寫得極富詩意了。<SPAN lang=EN-US>
請看大俊刨地瓜：
“她把褲筒卷到膝蓋處，裸露的兩條長腿桿的腿肚子，豐圓結(jié)實，白里透紅；她的長腳極愜意地埋在刨起來的潤濕的淤沙土里，粗長的胳膊，揮著大镢頭，舉得并不高，落下來卻很有力，镢頭深深地扎進地瓜垅里，用勁一拉，一堆地瓜就出土了。涼爽的秋風(fēng)拂著她汗浸漫、紅撲撲的面頰，散亂的長發(fā)披在衣領(lǐng)上，藍色花褂的脊梁部位透出了一片片汗?jié)n。”<SPAN lang=EN-US>(《染血的土地》第150頁<SPAN lang=EN-US>)
完全是“詩化的勞動”了呀!這是作者把鄉(xiāng)親們平凡勞動“詩化”的結(jié)果。帶情寫鄉(xiāng)土，無處不洋溢著詩情畫意。<SPAN lang=EN-US>
當然，這也只能是膠東特有的“風(fēng)景線”，在大平原上不會如此，即是在紅土地上也沒有這種勞動。淤積的沙土地才有遍地的地瓜干。<SPAN lang=EN-US>
四、應(yīng)該說到馮德英獨具的鄉(xiāng)土語言。讀馮德英的長篇小說，會感到一股撲鼻的泥土氣息。決非“土”，是很地道的文學(xué)語言，甚至帶點“洋”，那氣勢、筆調(diào)、那駕馭語言的功力，甚至那反諷、調(diào)侃的語言技巧，都決不同于“山藥蛋派”。他不是農(nóng)民作家，可是語言卻的確有股子“昆崳山味”兒。不僅樸實得象山上的石頭，而且清麗得象山間的流水。他的人物語言，滿嘴膠東話。直通通的，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決不“彎彎繞”，更不會象“京油子”大耍嘴片子。而馮德英的敘述語言，也絲毫不忌諱膠東方言。諸如“饑困”<SPAN lang=EN-US>(餓了)、“扎古”<SPAN lang=EN-US>(治療)、“磕跤”<SPAN lang=EN-US>(摔跤)、“地場”<SPAN lang=EN-US>(地方)這樣的方言土語，他也兼收并蓄，反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鄉(xiāng)土色彩。<SPAN lang=EN-US>
馮德英是否對故鄉(xiāng)也有一點偏愛<SPAN lang=EN-US>? “月是故鄉(xiāng)明”，“家鄉(xiāng)話”也格外有鄉(xiāng)情<SPAN lang=EN-US>!
（來源：《膠東當代文學(xué)史略》安家正著）
